乌海市档案史志馆

我是1951年10月，被阿拉善自治旗木料煤炭管理所招工来到乌达当采煤工人的。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接管煤矿招收来的第一批工人。当时的乌达煤矿小煤窑井口在辛家沟。这里到处是沙丘、乱石、荒山、废井，满目疮痍，黄沙铺面，其景色之荒凉在西北地区也是罕见的。

我们开采的辛家沟小煤窑，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，既无设备、又无支护，更无通风设备。仅有几把铁锤、铁钎和几个破红柳筐。我们来了以后，就住在井口旁山崖的岩洞里。喝的是沟里的苦泉水。喝这种水，刚来的人总要闹十几二十天肚子，用这种水煮出来的饭也带苦味，慢慢习惯以后也就适应了。除此以外，矿上还有两只旧木箱和几件做饭用的家具。这些就是乌达煤矿起家的全部家当了。

生产条件也是极原始的，完全靠笨重的体力劳动，靠自然通风，点麻油灯照明。生产工具是铁锤、铁钎和红柳筐。运输方法是先用大块矸石把通往井口的斜坡铺成台阶式的路，用三五（即宽三尺、长五尺）羊毛毡缝个宽50公分、长70公分，上薄下厚的毡垫子，用麻绳绑在脊背上，红柳筐里装上块煤背在背上，一手提一盏小麻油灯，一手拄一根20公分长的木棒半爬着往井口背煤，这叫做“三条腿”背煤法。如果坡太陡，就要用嘴含着灯，两手各拄一根木棒往上背煤。这叫“四条腿”背煤法。每个人每次背200多斤，百米多深的井巷一天能背50多趟。

吃的东西是由毛驴从阿拉善旗或石嘴山驮来的糜米，一年吃不上几顿蔬菜，夏天雨水好的时候，可以拔点沙葱用来改善生活，冬天就只能是糜子米饭就咸豆，能吃上咸菜也是不容易的。

尽管生活环境如此恶劣，生产条件如此艰苦，但是，新中国的成立，解放后工人当家做主人的喜悦，荡漾在人们脸上，大家围坐在岩洞里、炭火旁，由刘治平辅导大家学文化、学政策，给大家念报纸、小说等等（刘治平是大学生，报纸是庞银栓隔几个月驮米时带来的）。有时，也要开会讨论明天的工作，想象着矿山建设的未来。我们常说：“志愿军为保卫国家，保卫人民，不怕流血牺牲，不怕艰难困苦，我们吃这点苦，受这点累算得了什么？只有为了国家为党多生产煤炭，才能报答党的恩情。”

当时的作息时间是：早7点下井，12点升井。午饭后1点下井，下午7点升井。吃完晚饭后，开始整理工具，把凿秃了的钎子打磨尖，把坏了的筐子修补好。算起来，每天都工作11个小时以上。这些工作做完后，就开始学文化、学政治。

最累的活要算背煤了，由于长期负重，工人们的脊背上都有被磨烂的地方，为了不影响工作，就把与磨烂部位相应位置的垫子剪个洞，以减少对磨烂地方的压力。这样一天干下来，真是累得筋疲力尽。好在大家当时都还年轻，休息一晚，第二天照样坚持上班。

工人们如此，干部也不例外，他们除跟班下井劳动外，还要操心矿上的一切大小事情。晚上工人们休息了，他们还要操心运煤、装船等工作。所以，工人们对他们十分信任，和他们心连着心，再苦再累也毫无怨言。

由于煤质差，采出来的块煤多是夹矸煤，销路不好。加之受季节的限制，在黄河枯水期和冬季封河期，运煤的船过不来，煤售不出去，挣不回钱来，矿上的经济经常处于紧张状态。有一次，矿上实在没有钱了，工具坏了不能修，粮食买不回来，眼看就要停产了。矿上派张书元（矿主任）到燃料所去要钱，可是燃料所也没有钱给我们。为了完成煤炭合同订购计划，所里命令矿井不能停工，工人不能撤走，还要继续出煤。为这事，张书元回来后几天都不说话，愁得毫无办法。

还有一次，矿上的生产工具坏得厉害了，不能维持正常生产，需要修理。由于矿上没有钱，生产股长张汉英硬着头皮，流着眼泪，背着上百斤重的工具，身无分文徒步穿越九十里路的大沙漠，到石嘴山求一姓弓的铁匠铺修理，连吃饭的钱也是赊的。这种情况一直到1953年杨青山来了后，才慢慢地好转起来。

从1951年到1953年，可以说是乌达煤矿最艰苦的日子。我当时还年轻，才二十八、九岁。由于旧社会吃尽了苦头，解放后当了工人，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心帮助。从心里热爱党，决心听从党的号召，为党为国家多做贡献。所以，思想上要求进步，工作上吃苦耐劳，别人一次背200斤煤，我一次要背300多斤，被誉为甲级背手。小病小伤也坚持工作，别人休息了，我还要把坏了的工具修好。总之，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。1952年我加入了工会，并被选为工会副主席（不脱产），1953年、1954年、1955年，连续三年被评为甲级模范，1956年被评为甘肃省劳动模范（注：1954年乌达地区随宁夏省建制撤销并入甘肃省），同年7月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入党介绍人是杨青山和赵德文。1959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，到北京出席全国群英会，受到了周总理、刘少奇、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。现在回忆起来，我都打心眼里感到高兴。

本文原载于：《乌海市文史资料选辑》第五辑，1990年12月第一版，有删改。刘维成原文口述，徐兴和整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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